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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一次跨国民主协商

作者:木子 时间:2011年04月02日

1952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至今仍历历在目,许多感人的场面难以忘怀。无论从当时、还是从50多年后的今天来加以评价,这次会议都应该说是国际关系史上一座耀眼的里程碑,也是一次艰难的跨国民主协商。它之所以能开得如此圆满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代表团忠实执行了中央求同存异的英明方针,实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目标,形成了一条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11位代表各界的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希望本地区和平人士聚集一堂共商大计。果然,各国纷纷热烈响应,并相继进行自身的筹备工作,随后商定同年6月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中国的筹委会也随之成立,担任筹委会主席的北京市长彭真,从第一天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有不同的政治见解,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要使会议成功,关键在于自始至终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
民主协商精神,在筹备会议期间就已初步显示了它的威力。亚太和会的筹备会议于6月3日至6日在老北京饭店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亚洲、澳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20个国家的47名代表。由于意见分歧,在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就不赞成把民族独立与争取和平运动连接在一起。于是,在会内会外,中国代表团的彭真、刘宁一、廖承志分别与这些代表展开协商,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做耐心说服工作,让他们看到民族独立的斗争与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是紧密不可分的。经过协商以后虽然基本上取得一致,但仍有个别代表反对在文件中称美国为“侵略者”。中国方面接受了这个意见,删去了美国的字样,但谁都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谁在阻碍和平。经过4天的民主讨论和充分协商,全体与会者一致通过了筹备会议《宣言》,将大会的筹备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终于在崭新的怀仁堂隆重地开幕了。一进门,是一个巨幅的屏风,上面写着中英俄西四种文字的“和平万岁”。主席台上悬挂着毕加索的“和平鸽”巨画,两旁竖立着参加会议的37个国家的国旗。出席会议的有353名代表、38名列席代表和23名特邀代表和来宾共414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这些代表,大多数来自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于受到当时存在的恶意宣传的影响,不少人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心存疑虑。因此,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要团结一大批初次相识又互不了解的新朋友到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中,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与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其艰巨可想而知。
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0人,阵容之强大,只要看看这些各方面重量级人物的名字就一目了然了。团长是宋庆龄,副团长是郭沫若和彭真,成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学术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和宗教界领袖人物。名单上除了上述11名发起人外,还有李德全、罗隆基、包尔汉、吴耀宗、吴蕴初、萧三、冀朝鼎、陈翰笙、蔡楚生、钱三强、金仲华、老舍、钱端升、梅兰芳、华罗庚、许广平、曹禺、赵忠尧、刘良模、王芸生、周培源、赵朴初等,特邀来宾3人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伯钧、抗日名将蔡廷锴以及代表中国参加审判二次大战战犯的律师梅汝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彭真在会议开始以前就向全体团员坦率地表明了他对开好这次会议的总看法:秉承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的精神,主要任务是团结国际友人,唱的调子要不高不低,要发挥各人自身的优势,言行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兵对兵,将对将,广交朋友。方法上要始终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以扩大和平团结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各国朋友所关心的,一些来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会因此受到鼓舞。我们要在会外多做工作,还要发动其他国家的代表做工作,让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会议的主人。要让他们了解和亲眼观察中国,好的坏的都要让他们看,这样才能突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造谣和污蔑。
会议的第一天,宋庆龄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致开幕词:《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她说:“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有着何等的不同!”她接着对大家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或更远的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彭真代表北京和全国人民向大会致贺词,做大会总报告的是郭沫若,题目是《团结一心,保卫和平》,接着致辞的都是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人物。
会议头两天各国代表的发言,大方向是一致的,一般都能充分地各抒己见,包括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是,苏联代表却以“老大哥”的口吻在会外对我们表示不满,认为第一天的发言安排不当,责问为什么让英国代表伯恩斯任意宣传工党主张。受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也认为郭沫若的报告中过分强调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苏联代表还建议,今后要防止在大会上自发的发言,一切发言必须由我们事先审查,不妥当的就不能在大会上讲。他们还认为,由中国任大会秘书长,印度、日本任副秘书长就够了,不必再增加其他国家的6个人。总之,权力一定要集中,不宜分散。这些意见与我们广泛地团结国际友人、力求避免包办操纵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但又不宜于与苏联发生公开矛盾。于是,就由熟悉苏联的萧三耐心地向他们做说服工作,让他们认识到这是民间的国际和平会议,甚至要准备会上可能出现骂中国、苏联的场面,我们也只能沉住气听,否则反而对我不利。
在各小组会讨论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为了使各方面意见都能吸收进来,8个小组共开了59次会,有120多人发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几个大问题:对和平的威胁来自何方,如何分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和平与民族独立的关系等根本性问题。通过民主讨论和充分协商,终于使各方面的意见达成一致或接近,最后通过了十一个决议文件和一个《告世界人民书》。
大会结束后,中国还邀请了各国代表分三路乘专列去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以增进他们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从代表们回去以后的反应来看,让他们眼见为实,实事求是,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人回去以后都成了促进与中国友好的积极分子,活跃在本国和国际和平运动中。
 
(来源:《联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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