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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统一战线的赤诚之子

时间:2010年06月11日

李道振
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长
李维汉,1896年6月2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莼阳乡(今高桥乡)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同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次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政治局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同年8月,参加并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去苏联学习。1933年回国,他到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1946年l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担任部长,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1948年l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议。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李维汉于3月10日抵达北平,开始逐个走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向他们阐述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并分析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问的反复协商和交换意见,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为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6月15日李维汉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第一小组的工作主要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工作十分繁重复杂。经过三个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五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的名单。在讨论新代表名单的会议上,李维汉还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说明。会后,李维汉因劳累过度,不慎摔伤了腿住进了医院。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曾这样说道:维汉同志出的力最大。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还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其主要任务是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1950年3月,在中央领导下,李维汉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转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要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发展新民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他还在会上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在报告中他还阐述了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级联盟的性质。为使各民主党派能够适当尽其历史作用和义务,必须帮助他们在政治上不断进步,在组织上有相应的发展。这篇经中央审阅的报告,曾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在一个想当长的时间内,发挥着其重要历史作用。
李维汉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同样做出了很大努力。他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倡议者和坚决贯彻者。早在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就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不宜搞联邦制。而统一的国家特别像中国,则应实行自治地方制,毛泽东十分重视他的意见。后来,党中央综合多方面的意见,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基本制度。1951年4月,李维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方面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最后,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摆在当前的任务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李维汉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亲自率领调查组去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全面深入考察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并结合列宁的有关论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认真总结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他通过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之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递进了一份《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他认为,应当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报告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还亲自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报告将提交政治局讨论。周恩来后来也说自己当时也在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途径。可以说,李维汉的调查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李维汉根据中央精神,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
195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已出现了高潮。李维汉敏锐地观察和分析了国内的变化,向党中央提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的建议。1月28日.他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草案)》(简称七年方针),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向工人阶级缴械投降了,他们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分子有发展成为多数的趋势;知识分子从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已经先后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为适应这种新形势,今后七年统战工作的方针应当是把教育工作当做中心任务,用教育的方法,帮助各界人士和工商业者通过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使他们的思想同他们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的社会地位相适应。李维汉草拟的七年工作方针,经反复酝酿修改后,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经批准后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在李维汉倡议下.全国政协出面在北京创办了社会主义学院。各地也普遍举办了政治学校和工商界短期培训班,使一大批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
敢于唱“对台戏”的人
l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在党与非党方面,提出了“两个万岁”的主张,即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毛泽东说,我们国内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利。这就是后来概括的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李维汉为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万岁”,概括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方针”。他说,要严格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李维汉在全国人大会后.组织对统战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然后把检查工作推向全国,而且边检查边改进工作,最后制定出了《关于改进政协全国委员会日常工作的意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957年4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为了学习和贯彻这一理论,李维汉主持召开了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他在发言中分析了与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几个重要社会矛盾:如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并提出三项处理矛盾的意见:(一)要执行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二)要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三)要唱对台戏。他说,对台戏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说的“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相互批评。他还说,执政的党必须认清对台戏的重要意义,欢迎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人,必须不回避斗争,有听取批评,不怕批评的力量。必须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态度,虚怀若谷,是其是,非其非,与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蛮不讲理,以势压人;并且要准备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同中有异,允许别人有异”(见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李维汉这些精辟的观点,今天读来,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和风细雨“神仙会”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并进而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当时,有人还提出党外也应该反右倾。对此,毛泽东在一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知识界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业也大有进步,在党外不搞反右倾运动。但统战部内有些同志仍然主张在党外搞反右倾运动。李维汉坚决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力排众议,据理说服这些同志,坚持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重点批判,避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
从1959年起,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再加上“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另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又使一些党外人士人心惶惶、紧张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李维汉在统战工作中提出了“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向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提出了神仙会的方式,即实行“三自方针”(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神仙会方式的实行,使到会者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大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和致公党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李维汉也建议他们采取神仙会方法,并在这六个民主党派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使各民主党派提高了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后来,神仙会的方法又推广到各地,推广到工商界、知识界和全体民主党派成员中,从而缓和了党同各民主党派和非党外人士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使党外人士在困难时期,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
蒙冤受辱、身陷逆境
1962年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又开始抬头,中央统战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部务会议范围内开展了政策、思想检查。特别是对李维汉从1956年来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政策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会议先后开了40多次,历时半年之久。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便开始了对李维汉的第二次批判。1964年l2月25日,李维汉被撒掉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和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被撤掉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的职务。李维汉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
十年动乱,李维汉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折磨,他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1975年又被流放到湖北咸宁,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获得新生。
焕发新的青春
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后中央统战部成立专门小组对李维汉问题进行复查,为李维汉平反恢复了名誉。1980年11月,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其结论是,中央统战部于1962年、1964年两次对李维汉的批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组织上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的教导的。”
李维汉恢复工作以后,对“十年内乱”产生了痛定思痛的思考。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时,曾对前去看望他的孙启孟说道: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放不下来,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呢?他认为,这同封建主义思想的遗毒有关。要铲除“文化大革命”祸根,必须把肃清封建遗毒作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专门去看望邓小平,再次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列举了大量封建主义遗毒在现实中的表现,建议邓小平出来应该补上这一课,并建议在党的十二大召开的时候着手进行。邓小平十分赞同李维汉的意见。6月22日,李维汉又给胡耀邦、胡乔木写信说,关于反封建主义问题,我曾建议邓小平同志利用十二大的机会补上这一课。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对反封建主义作了全面论述。后来,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反封建主义思想问题作了论述。以后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这一重要因素。可以说,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
李维汉晚年仍然非常关心党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继续做出贡献。1983年4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统战理论座谈会,86岁高龄的李维汉,不顾年迈体弱,仍坚持亲自撰写提纲,到会作了近三个小时的统战理论问题报告。1983年9月,李维汉发表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一文,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的基本规律,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经典之作。
1984年8月11日凌晨,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党的事业的老共产党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浸透着他数年心血的长达68万字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已于1986年出版发行了。在此之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李维汉选集》。这些著作是李维汉留给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名字以及他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所立下的赫赫功绩也将永远镌刻在全国人民心中。
 (来源:《福建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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