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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与浙江的统战工作

时间:2012年03月31日

1935年3月,刘英和粟裕率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浙江是蒋介石老家,反动势力强大,红军挺进师时时处处在敌军重围中。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红军挺进师自觉地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在两个伟大转变之后,刘英亲自抓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打开了浙江抗日救国的大好局面,使浙江成为我党在南方创下的一个战略支点。
刘英同志十分关注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关心中央红军长征的讯息,在戎马倥偬中探索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1935年4月20日以后,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在泰顺、庆元等地打了一系列胜仗,但不幸在福建寿宁县上村遭到福建保安第二团夜袭,师部政治特派员姚阿宝和一班人失踪,唯一通讯联络工具收报机、电话机和电线丢失,从此跟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红军挺进师只得在到达较大集镇时寻找各种各样的报纸,以便从敌人的通讯报道中发现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动向。一直到1936年与中共浙南委员会书记叶廷鹏和黄先河等在平阳北港会师以后,才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那是因为红十三军失败后,一直坚持地下斗争的原温州直支老党员叶廷鹏及黄先河、郑海啸等建立了百把人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和一块有群众基础的游击根据地,还建立了几个县委、区委和基层支部组织。1935年春,叶廷鹏和黄先河到上海通过王书圣接通党的关系。以后,叶廷鹏又派吴毓、杨进到上海带回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中共中央1935年12月25日《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抗日救国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刘英收到这些文献如获至宝,立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贯彻,连夜印发给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组织指战员和地方脱产干部学习讨论,还将公开电报和文献到处张贴,广为宣传,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成为全党上下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刘英提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改变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些政策、口号和做法,比如将“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抗日捐的“征收委员会”;将“肃反队”改为“肃奸队”;将“赤卫队”改为“抗日义勇队”;对国民党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对白军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携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等等。
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对国民党基层政权采取团结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少数顽固派,进行分化瓦解的特殊政策。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反共顽固分子狠狠打击,以鼓舞民众对抗日斗争胜利的信心;对一些持中立态度的伪乡(镇)、保长(包括县、区政要人员)则设法接近、教育和争取,要他们不把红军活动的消息告诉国民党,不做损害共产党和群众的事。在地下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地区,则选派一些共产党员担任乡(镇)保长等。这项工作后来在浙南全面推广,一直延续到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争取国民党二○○师师长兼温州专员公署专员叶芳起义,和平解放温州时,长期和我党合作的民主人士、原永嘉县郭溪乡乡长陈达仁和其连襟国民党退伍中将张千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这就是我们说的“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创举。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但是,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北和南剿”政策,委任刘建绪为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1936年12月15日,刘建绪由杭州赴江山总指挥部接事后,随即召集主力部队4个师、2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队共43个团兵力,对我根据地大举进攻。浙南各县重兵压境,连山村也进驻正规军队,强令壮丁清乡搜山,站岗放哨,还搞什么移民并村、计口受盐等等。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刘英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全社会大力宣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意义,揭露蒋介石“北和南剿”的反动阴谋,呼吁各界爱国同胞和广大群众认清形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终于使红军游击队渡过了敌人8个月的大“围剿”,迫使刘建绪不得不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
1937年夏秋,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当局先后举行谈判。1937年5月,临时省委书记刘英派吴毓、陈铁军、董启文为和谈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为邓讱等3人。谈判地址在鳌江和温州城里,由于国民党妄图将红军挺进师进行收编,把我政工人员集中到南京去“受训”,对此,我方代表按照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予以反对。最后,国民党代表亮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谈判宣告破裂。
谈判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实施“北和南剿”,妄图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刘英、粟裕分别在浙南和浙西南地区指挥红军游击队坚决回击。“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刘建绪不得已又提出重开和谈的要求,刘英决定派吴毓、黄耕夫为代表,于8月下旬在温州申江旅社同邓讱重开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部发出《为巩固和平坚决抗敌告各界男女同胞书》和《中国抗日人民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等。
1937年9月15日,刘建绪又派王裕先等到平阳县与我方举行最后一次谈判。兼任省委统战部长的刘英同志亲自主持谈判,我方代表还有吴毓、陈铁军、黄耕夫等,谈判开始时有过激烈争论,其焦点是:国民党代表提出红军挺进师编入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第一路抗日游击队,开赴浙北乍浦守海防。对这种借刀杀人之诡计,我方坚决不同意。谈判最后取得了成功,达成7条协议……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粟裕师长率领的挺进师在遂昌县与国民党的代表也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停战协议。10月粟裕率部队到平阳凤卧乡与刘英会合,并对部队开展整训。
1937年9月至1938年3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挺进师在凤卧和山门集中整训期间,刘英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和广泛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发动民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他以身作则,深入基层,召开各种座谈会,接待国民党官员来访等,不知疲劳地宣传党的抗日统战政策。他还为一贯支持我党工作的老房东郑志西写了一幅“四世同堂,极尽天伦之乐;年届古稀,爱国犹不落后”的祝寿对联和一块他亲自设计的“礼隆杖国”的寿匾,以平阳县长徐用名义送给郑志西。1937年12月,刘英还接见了国民党平阳县党部书记长黄强和民主人士王扬西,经刘英亲自工作后,王扬西不久加入了共产党,黄强联络县长徐用,两人都把自己儿子送到延安去学习和工作。
1937年冬,上海、太原相继失陷之后,日军大举向南京、杭州进攻。蒋介石任命桂系的黄绍竑为第三战区副司令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来浙之前,周恩来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到浙江前线后,在军事上要加强保卫东南,政治上要加强统一战线,这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8年2月,黄绍竑以省政府的名义公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对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立场,允许群众组织各种社团,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并成立了“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导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全省各县普遍组织了战时政治工作队。1939年7月刘英在省第一次党代会上提出:“组织各县及省直属的政治工作队,全省队员已有二千余人,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在各地经常做宣传员和组织民众参加各种抗战的工作,这对浙江各种抗战工作的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还颁布了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的《组织通则》、《工作实施纲要》、《队员守则》等,使政治工作队的组织制度化、系统化。据统计,全省共有75个县成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许多队员和领导人是中共党员或进步知识青年,如平阳县政治工作队副队长王扬西和约三分之一的队员是共产党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政工队的出现,颇具浙江特色,是卓有成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
遵照中央指示,红军挺进师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1938年3月18日,在粟裕司令率领下离开平阳北上皖南,编入新四军。当时,兼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刘英、副部长吴毓与黄绍竑进行了会谈,黄绍竑同意新四军在温州市设置新四军驻温通讯处,周饮冰为主任;在平阳县水头镇三桥堂,设置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主任为黄耕夫;在丽水县城区高井巷设置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吴毓任主任。同年7月,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成立,主任杨建新。他们互相配合,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联络各界爱国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为新四军中转、输送干部。仅温州通讯处为新四军中转、输送干部达240多人。此外,还采购军需物品,转运南洋爱国侨胞捐赠的物资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交涉处理有关烈军属的具体事宜等,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以刘英、粟裕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在闽浙边3年游击战争中,从浙江实际出发,不断探索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相互关系,最后在党中央指示下,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完成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作者:郑子雄,1936年参加革命,任地下交通员,1937年入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浙江医科大学党委统战部长。父亲郑海啸三十年代是中共平阳县委书记,妹妹郑明德16岁牺牲,被誉为浙南刘胡兰,母亲和叔叔也先后牺牲。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最深重的时候,刘英、粟裕等人带领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县委书记郑海啸一家与当地党员群众共同保护了革命军队,和党患难与共,共同谱写了浙南的革命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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